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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关“卡通一代”的话题在美术界炒得比较热闹,首先是鲍栋写了一篇批评的文章《卡通了又能怎样?》,继而遭到了响叮当的驳斥,再加上朱其后来的申辩,一时间似乎构成了一个焦点,把“卡通一代”的话题推到了争论的前台。我本与这场争论毫无关系,既不热衷于卡通,也不熟悉所谓“卡通艺术家”,所以,无意介入这场争论,再往火上加油。但随着这场争论的升级引发出的一些问题却促使我思考,使我感到了命名背后某种精神价值的危机,不吐不快,也就想借此机会发点自己的议论。
首先,作为一种命名,“卡通一代”,我很喜欢。因为这里面有点俏皮的味道,就像一个喜欢捣蛋的顽皮孩子,总是扮相成鬼脸来戏弄大人,感觉有点坏,同时也感觉到可爱。中国是一个缺乏少年童话的国家,几千年来的儒家文化塑造了一派严眉肃目、而又死气沉沉的表情。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点卡通,无异于是一种春风般的引进,能解放我们身上的许多暮气。所以,当年,黄一瀚等人在南方提出“卡通一代”之说时,我便投入过关注的目光。不过,遗憾的是,当年的“卡通一代”并没有真正演绎出我所期待的那种“卡通精神”。就这一点而言,我跟朱其的意见不同。朱其认为当年的“卡通一代”是蓄谋的结果,是策划在先,感受在后,因而学术上应该大打折扣。我觉得这种批评并不到点上,试问,中国当代艺术又有哪次潮流不是经过蓄谋与策划呢?这里面其实隐含了一个潜台词,那就策划应该归于批评家,而艺术家似乎只能选择,却没有策划的权力。我总觉得这也是当年黄一瀚等人的“卡通一代”不被多数批评家所重视的一个原因。事实上,艺术上的策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出现好的作品,也就是说策划也要依托于艺术作品的内在品质与时代精神。假如抽离了这一层,单方面强调策划的意义,只会使策划流于某种俗套,而终就提不出新的时代问题。这也正是我对当年的“卡通一代”心存遗憾的地方:一种新的命名却并没有引伸出新的时代内容,而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划清了界限,圈定了地盘。正如当年的“卡通一代”特别要强调某种南北差异,即认为北方是政治文化,南方是商业文化,那么,自然北方就应该出现“玩世”、“艳俗”,而南方就一定是出现“卡通”一样。这种简化的处理,忽略了内心的感受层次,难免不落入庸俗社会学的窠臼。
然而,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老“卡通一代”的问题了,而是骤然间换成了新“卡通一代”的问题。这使我感到了一种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气势,同时也加剧了历史的仓促感。真正是过去的问题悬而未决,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我当然不是反对年轻人的热情,更不是反对他们创造历史的那种冲动,而是我觉得这种冲动与热情也应该基于某种精神的基础,不应该仅仅只是为了操作上的成功。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当批评家把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规定成消费时代与快餐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之后,这些艺术家似乎就只能认同游戏与卡通,而别无其它选择了。这使我很不理解。如果艺术史的问题仅仅只是以社会背景来沿袭,那么,还需要艺术探索干什么?大量的时髦图像不是早就提示出了这个时代最为鲜明的面貌特征吗!
我比较反对把艺术史的问题简单以代来划分。如果说过去我们提到某一代艺术家,是基于一种精神气质上的整体特征,那么现在的所谓新“卡通一代”却是染指了太多人为操作的痕迹。这种操作固然有利于出场,但实在不利于艺术的发展。试问,艺术史上的那些大师又有哪个不是超越了一代,而直接指向了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怀呢?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人生不过是一个反复无常的过程,人在这一过程惟一所能洞察的便是人自身。艺术作品的内在张力正是在跟时代的冲撞中产生的,落脚点还是人的感受及其精神的深层。当然,现在的时代环境与过去的确有了一些不同,甚至某些方面正在改变着人的本质,但不同之处不是靠纪录才得以呈现的,而必须有赖于揭示。也就是说只有揭示了心理活动的差异,我们才有可能体会和感悟到文明变迁下时代环境的不同。我当然不是反对艺术家表达卡通形象,更不是反对艺术家表现时代特征,但我反对那种没有任何精神内容的图像复制,更反对一窝蜂地盲目跟进。
朱其在为新“卡通一代”申辩时,提到了他们中有的作品也有痛苦感。这似乎有点牵强附会,大可不必。因为痛苦不是艺术的专利,艺术完全也可以成为一种审美的解放。其实,艺术作品中是否表达了痛苦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表达的那种穿透力,是否能在我们的感受深层掀起波浪,引起对一个时代的共鸣。就我所看到一些新“卡通一代”艺术家的作品,的确在这方面有所缺失。某些艺术家似乎是为了区别过去而区别,为了表达今天而表达。这势必会影响到艺术作品的内在质量,使视觉内容缺乏饱满的精神原素,往往呈现出来的只是一种简单的卡通符号。这就难怪了鲍栋会对此现象进行批评,指出许多“卡通艺术家”的作品“吃进去的是卡通吐出来的还是卡通”。因为在文化消化和精神超越这个环节上,不少“卡通艺术家”的确存在着问题。
现代中国是一个不断图新的社会,以创新作为价值倾向,调动了社会的活力,然而,也割断了通往心灵之路的神经。结果是一茬接一茬,一浪掀一浪,你方唱罢我登场,却没有给现代社会留下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文基础。其实,新“卡通一代”所存在的问题,不只是他们才有的问题,而是历史问题的一种延续。正如现代中国的艺术家从来都是以表达现实作为要义,很少有一种精神价值的确认一样。这种走马观花似的现象纪录,只能成为社会学研究的范本,而终就难以深入心灵世界,成为感动与震撼的思想源泉。所以,对于“卡通艺术家”,如果想要真正成为历史的一代新人,让所有虚拟的卡通形象在自己的手中复活,大概也只有完全挣脱这种历史惯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找到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才有可能。因为任何艺术都需要精神,而任何时代也需要有灵魂激荡的内容。
2005.10.13于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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